1995年2月3日，除夕，北京某医院里，一位99岁的老人静静离开。当时外面是热闹的鞭炮和烟花，病房里却几乎没有声音。老人名叫罗章龙，曾经叱咤风云，最终带着叶落归根的念头熄灭了，想回湖南老家，家人和领导没同意，北京医疗条件更有保障嘛，在湖南不好万一出点什么事谁负责？他自己很快便明白，归土已成一种奢望。从此开始不爱吃饭，吃什么都没滋味，人也变得淡了，有点像是彻底松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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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救时，大家都很着急。他其实不太想治，可亲戚朋友轮番劝医生又不肯轻易放弃，人情世故嘛，有选择其实也没得选。后来生命慢慢流过去。半年后，多脏器衰竭，葬在了北京西郊万安公墓。墓碑冷冷清清，只有名和年月，墓盖一副对联，用他自己写的字，“章龙文虎，有道亢斋一支笔；浪起潮落，不愧椿园百岁翁。”旁边谁都没站多久，风一吹字迹倒也硬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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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章龙的一生，从湖南浏阳，到北大经济学系，再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，然后——哐当一下，被开除党籍。峥嵘岁月就这么翻过去了。1920年代，他和毛泽东关系极近，甚至算“管鲍之交”，党内陆位举足轻重，老同学蔡元培北大校长，能为他出狱两肋插刀。结果运气一转，人生只剩漂泊。党内斗争败阵，被打压，被怀疑，还跌过看守所，也差点丢了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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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奈吧，人生本没什么圆满。1934到1938，他躲进河南大学教书，换了个名字，罗仲言，大家都这么叫。他说是为了躲风头，也可能就是想换条路走走。讲课用湖南腔，气场极稳，学生坐得板正，没人敢玩手机。不和政治沾边，写点经济史，几十万字，晚上自己想事的时候会不自觉叹口气。后人回忆“他人挺安静，但讲课批判性很强”，没人敢跟他争。这里不得不说一点，学术圈里他这种前革命者总是让人又尊又怕——有时会不会觉得自己空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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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这边，时常也问，“罗章龙怎么样？”，亲自托人送书，还特意关心。外界说他们再无联系，其实细想，老友间就是再不说话心里也想，不然三十年哪能都不碰面。有的人变故之后反而释然，老罗日子过得不差，住在北京旧楼，茶叶不少，偶有访客，多是学者还有几位外宾。习惯了被问党史，他头也不怎么抬，“那时候嘛，有些苦，有些念想……”后半辈子都拿来写那几年的旧事，几十年如一日地整理，笔记摞起来可当枕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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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代那会儿，他和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结识。罗章龙那时还叫罗璈阶，外号文虎，长沙一中学生，偶然瞅见“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”。一问，原来“二十八画生”是毛泽东的自称，因为“毛泽东”三个字正好28划。启事写得挺俏皮，“愿嘤鸣以求友”。罗章龙成了第一个回应者。三天后他们见面，谈人生、经济、社会，居然能聊八个小时，也没人说烦。学业各有所追，罗章龙考去北大哲学，觉得无聊又蹭经济学，毛泽东在湖南折腾地方自治。南北分隔多年，也没断什么联系。谁知道后来分道扬镳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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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那阵，罗章龙不算“循规蹈矩”型学生。他带头烧赵家楼，狠狠口诛笔伐了一通，直接参与了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。1923年后，他和毛泽东都进了核心圈子，一个当组织部长，一个管宣传。政治气氛绷紧时，朋友之间的分歧也悄悄冒头。有意思的是，罗章龙对经济结构分析敏锐，对理论细节特别挑剔。有点像现在高校里的刺儿头教授；不合群，心里有疙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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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几年形势变了，一场“分裂”运动后，罗章龙在党内被革职，直接开除。当时他还想解释什么，结果自己也说不明白。原本一腔革命热血，最后连讲话机会都没有。毛泽东的评价倒没有恶语，后来还安慰似地“有话不能好好讲，非搞两个中央干嘛？”想了想，这事放现在也可能一样没辙，人都是复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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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赶出局子之后，罗章龙隐瞒身份回东北，两年后风头过，回到上海结果被抓。牢里受了不少罪，死里逃生指望的是蔡元培。这是真实发生的，外界还真以为革命者个个意志铁石心肠，实际遇到点事谁能保证绝不动摇？他倒不是夸口，有点认命。出狱之日，汪精卫专门挖他入伙，许诺一切职位，甚至出国机会随便选，结果罗章龙不答应——说是怕脏水淌一身，其实也许是不想再赌这把了。

重回自由，干脆扎到开封。河南大学给了他经济系主任，班里没人敢小觑。潜心搞学问，写《中国经济史》，并不是谁都会这样坚守。他的讲义全是自己编，条理清楚不废话，课上绝不闲聊。一口湖南腔，校内校外都知道这个“罗主任”。每天衣着简单，饭菜清淡，晚上偶尔还会点根烟，望着讲义发呆。学生有时候觉得他像是在想更大的事。

抗战爆发后，战局混乱，他又从河南辗转到西北联合大学、湖南大学等地，专心做学问。政治不碰，人情往来不多，与世隔绝差不多。写了大量党史材料，数十万字，塞进抽屉，很少拿出来说。偶尔遇见重要人物，会有茶会，也不会怎么多话。有点躲着这个世界。

新中国成立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主动写信给中共中央，说自己一直在做学问，无任何破坏行为。毛泽东没有直接接见，倒是派人捎来几本书。传闻他收书那天坐了很久没动。后来政协委员的名额，给了他。外界说他生性洒脱，其实心里也有些不甘心的地方。长期与学界为伴，也变得温厚迟缓，不急功近利。1978年结束文革，他又重新追溯早年党史，补写资料，准备全部留给后人。

有时大厅里会有小型研讨会。他讲话效率极高，语调缓慢，时不时会摇头，“这些资料，都是我一点点攒下来的，不容易，也不算太多。”到北京晚年，病重时始终不愿多拖累儿女。最后几个月还在坚持写手稿，多数都是概念、事件，偶尔插几句话，“人生嘛，反正到了这个岁数，也累了。”亲友都说他豁达，自己却私下皱眉，总觉得哪里还没尽兴。

他这辈子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，学界看法分歧很大。少有人能给出定论。不能说宽恕谁，也谈不上再结交。晚年不说往事，却将毕生精力整理那段“不能忘”的历史，若隐若现。说他淡定，其实也许心里有过挣扎和自责？现实就是现实，再有理想的人，面对选择，也会踌躇不前。晚年采访时他反复推敲某段史实，有时半夜三点改手稿，第二天又偷偷放回原处。

他死亡那天，子女帮他整理遗物，抽屉里全是泛黄手稿和厚厚的党史稿本。留下的遗愿无非一句，“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，我的主义不变。”然后就静静地走了。老人的一生，既有荣耀也有辛酸。最终还是落在北京西郊那块石碑下，没有隆重的仪式，也没人特意祭拜。石刻上的字，风化半年还清楚，只是年年没几个人驻足。

有人罗章龙用半世换来一身冷静。人生不得圆满，某些遗憾变成了他生活的常态。高墙内外皆是他自己选的路。至于后世怎么是不是都能理解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